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性体现在哪？其交易机制有何特点？

创能运营01

碳交易作为一种市场机制，其主要商品是二氧化碳排放权。当碳排放配额的分配不是最优的，碳交易就会存在。当所有的交易机会都被充分利用时，碳交易达到最优效率。碳交易有助于达到减排目标，降低减排总成本，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碳排放权交易有效性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不是互惠互利的，甚至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加强环境监管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支出，降低技术创新能力。与传统学派不同的是，波特认为设计科学合理的环境法规可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这种技术创新的收益可以部分抵消甚至超过遵守环境法规、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成本，这就是“波特假说”。

合理而严格的环境规制是波特假说存在的必要条件。排污权交易作为一种市场化的环境规制手段，能够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收费、处罚等传统行政监管措施相比，市场减排机制能够节约交易成本，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弱化政治阻力，激发经济手段。Xian等模拟计算中国30个省份电力行业碳排放权交易的机会减排成本和边际减排成本。

结果表明，如果在2011-2015年期间在电力行业引入全国范围内的排放许可交易系统，每年平均有13%的机会实现减少10240亿元的机会成本。具体到省份，新疆和河南两省的交易机会成约绝对值最大，而青海省的交易机会成约增幅最高。Kumar等运用电力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联合生产函数，以2008-2012年期间45家燃煤火电厂为样本，估计排放交易的潜在收益。结果发现，建立排放交易系统，并在5年的研究期内提供银行和借贷，印度可以节省大约50到80亿美元。

因此，目前的争论并不是市场减排机制是否优于行政监管措施。相反，这场辩论是关于是使用碳税手段减少碳排放还是选择碳交易市场达到减排目标。碳税是应对全球变暖的一种更直接的方法，因为该政策可以立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部分研究者认为对化石燃料征收碳税，会鼓励人们在长期内转向更多可再生和可持续的清洁能源。但是，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显示，产量的大幅削减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因此，这一理论存在一定的争议。

在宏观层面，碳税的实施导致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之一下降。考虑区域差异性，Dong等评估碳税对中国30个省的影响，随着碳价的不断上涨，碳税可以有效降低2020年后的工业碳排放，但所有省份的GDP都将蒙受损失。山东、河南、广东、江苏等东部发达省份的GDP绝对值降幅最大，而宁夏、贵州、内蒙古等西部欠发达省份的GDP绝对值降幅最大；新疆和甘肃将承担最大的福利损失。

Allan等调查了苏格兰特定的碳税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结果发现，对每吨二氧化碳征收50英镑的税，三种情境下（财政收入未循环使用、财政收入用于增加政府一般支出、财政收入用于减少所得税），37%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都能得到快速调整。但是，仅在收入通过所得税循环的情境下，碳税才可能会在刺激经济活动的同时减少排放，从而获得双重红利。

适当的税收水平可以促使企业改变其生产过程，以实现减排作为长期经营战略的一部分，而过度征税对经济不利。碳税征收覆盖行业不同，效果不同。一些学者认为，碳税的引入将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Bassi等研究了美国的六个能源消耗行业，并探讨了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等因素。

研究结论是，碳税政策对行业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最终消费者将感受到经济压力。作者认为碳税对行业的负面影响，是因为碳税成本较高，致使能源密集型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碳税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适当的豁免或补贴来缓解。

由于碳交易或碳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最优方案，因此提倡两者共存。中国最近的数据显示，最优碳税率可以使某些行业的碳排放量减少62.5%，但还不足以实现全面减排，因为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减排分别仅为0.03%和2.02%。虽然碳税见效快，但从长远来看，碳交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认可度更高。

石敏俊等分析碳税和碳交易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单独实施碳税或碳交易不能达到减排目标，两者的结合可有效达到减排目标，同时使覆盖的行业减排压力没有那么大。

Hu等通过一系列的数值研究，分析了碳税与限额交易之间的权衡关系。结果显示，在控制碳排放的同时，碳交易更适合再制造业:它在制造商利润、社会福利和消费者剩余方面的表现分别在9组、8组和6组超过了碳税；只有当碳配额水平过高时，限额交易才有可能失败；短期内，碳税可有效抑制碳排放，却未优化能源结构；对比共同实施碳税和碳交易政策，在单一碳排放交易政策下，电力部门产出增加幅度较小。两个政策的结合，不仅实现减少碳排放，且帮助优化能源结构。

因此，建议国家在发展成熟的碳减排能力之前，将限额与交易置于碳税之上。目前，发达国家征收碳税，对于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并没有实施。由于制度因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征收碳税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不能盲目将发达国家碳税机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

例如，在发达国家，低收入家庭的碳税负担往往更高，这是因为与富裕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在家庭供暖燃料消耗中所占比例更高，而此能源消费模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较为罕见。

通过复杂网络理论，探讨征收碳税后各部门在价格和产量变动传递过程中的作用，由于不同能源强度的部门减排成本具有差异性，对比过程分析的结果与事后分析的结果发现，低碳部门在此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鉴于目前中国没有实施碳税政策，未来可对全国碳交易市场以外的排放主体征收碳税。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研究，近年来，对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排污权交易市场设计层面。Jiang等从机制设计、政策与区域联系、影响评价三个方面系统地综述了中国碳交易体制的研究成果，重点介绍限额设定、部门和企业限额分配、碳定价、政策包和统一碳市场建设，以及事前和事后影响评估，为2016-2020年推动全国ETS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基于对中国碳交易市场现状分析，Weng和Xu提出优化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政策建议。Zhang等介绍了中国气候政策的历史以及七个碳交易试点项目的综合概况，并认为在中国制定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需要认真解决法律和监管障碍、不同能源和气候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考虑公平和监测问题。

Munnings等基于广州、深圳和上海碳交易所在碳排放方面的表现，建议改进试点项目的设计和运行，为建设全国碳交易体系提供参考依据。Jiang等调查深圳碳交易机制(包含覆盖面和范围、排放上限、配额分配、监测和合规性)，并总结市场预期的主要潜在挑战，即基于强度的上限、配额分配中的组织边界、以及政府监督的有效性。

分配标准是建设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挑战性问题。碳配额的分配方式分为两类，即拍卖和免费分配。免费分配法可根据两个标准进行分类，一种是基于基本数据的周期，作为分配的基础，例如祖父数据或动态数据；另一种是基于基本数据的来源，包括基于排放、基于输出或基于输入。不同的分配方式对宏观经济和ETS覆盖的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此种方式的接受程度。

Li和Jia建立不同免费配额比例的碳排放权利交易机制，运用CGE模型模拟碳交易市场，探索免费配额比例和碳交易价格，及对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自由配额比例对碳交易价格有直接影响，中国应该逐步降低自由配额比例。在此基础上，Lin和Jia设定免费配额比例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递减，以此研究对能源、经济和环境的影响。

结果表明，ETS的配额减少将激励社会公众更加关注减排问题。Wu等运用多区域CGE模型，分析不同配额分配标准和分配方式下中国排放权交易对区域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能源密集型产业更倾向于拍卖方式。Hübler等对中国不同排放强度目标的成本、拍卖和免费分配排放额度进行评估。

结果表明，中等经济增长速度下气候政策引起部门产出变化，且2020年碳强度在-3%和1.5%之间变动，2030年碳强度在-7%和0.5%之间变动，这一结果适用于免费分配。充分考虑经济损失和减排效应，Tang等认为基准原则可能比祖父原则更具有侵略性。而祖父原则基于历史二氧化碳排放分配免费碳额度会使导致市场扭曲。

Pang等通过建立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了9种配额分配方式对宏观经济和排放交易体系所涵盖行业的影响。结果显示，以事前数据为基础进行拍卖，碳价格在40-45元/Tco2；以动态数据为基础，碳价提高到70-75元/Tco2，且建议限制使用动态配置方式，以避免过高的补贴价格和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过度补贴。基于中国省份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的经济差异发展水平和能源消费模式，Chang和Chang提出了基于信息熵方法的CO2排放增量配额和碳强度降低负担的分配方案。

立法、监督管理、MRV和排放合规制度共同构成了ETS的制度基础，与此同时，注册、贸易和信息管理系统作为运行该方案的基础设施。我国碳交易系统是还处于试点阶段，市场存在很多问题，如市场参与度低、定价缺陷等。关于补充政策，惩罚政策已被证明可有效保证排放交易体系的运行，而能源技术改进的补贴政策有助于减轻经济损失。北京环境交易所和上海环境与能源交易所已经开展了与碳交易有关的服务。

Tang等设计了两套具有不同惩罚率和补贴率的政策情景，模拟结果表明，较高的罚款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危害更大，但具有更大的缓解效果。因此，在该研究中，作者建议应谨慎制定惩罚政策，以精细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此外，补贴政策（即将从碳交易市场收集的收入分配给改善能源技术的公司）被认为是一种强有力的设计，有可效减少碳排放且不会对经济产生额外的负面影响。

内容来源网络